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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住校了，每個星期有六天要呆在學校，下午三四點鐘放學後，大多數的同學都回家了，我卻不能回去，趁着天還亮着，花園中學附近的地方也寬敞，還能四處走走玩玩。可一旦夜幕降臨，就沒有別的去處了，爸爸那間校長室只有不到10個平方，他還要辦公，容不得我時刻逗留，仿佛只有教室，才是我最該呆的地方。好在48班住校的同學不少，大家都鑽進教室，雖然沒有任何老師管理，也慢慢形成了一個晚自習的小團體。
大家白天的時間幾乎都呆在教室里，有老師管着，那是無可奈何；到了晚上，還要呆在教室里，時間可就隨我們自由支配了。我們的老師都不是那種「填鴨子」的高手，布置的家庭作業也不太多，像我這樣學業還算過得去的學生，不用半個小時就可以搞定；尹紅松和羅永中兩個，很多時候都會把我做好的作業拿過去「參考」，耗費的時間也不是太多；鄧華玉和王瑞梅是女孩，做起作業來細緻到精雕細刻的地步，但也總能在一個小時完成。這樣，晚自習那兩三個小時，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在做別的事情。
最先耗費我們時間和精力的，是「創造光明」。也許是電力資源還不太豐富，也許是照明設備還不太完善，我們教室又不是學校重點供應的對象，因此停電的情況總是隔三差五地發生，這時就需要點蠟燭。但學校還沒有想到給我們配髮蠟燭，大家只能去校外的小店裡購買，可能是女孩子更害怕黑暗，也可能是她們更需要在燭光下完成一天的作業，因此，買蠟燭的活幾乎全被她們包了。
有了蠟燭，點上一根，卻只能照亮很小的一個空間，最多夠三個人寫作業之用；兩個女孩好像誰也不願意占誰的便宜，兩個小小的亮點總是如期在教室里出現。尹紅松有點皮，一會兒去鄧華玉那借光，一會兒去王瑞梅那搭座，如其說是做作業，不如說是在玩兒；羅永中比較老實，總是從一而終，開始時，他總是借王瑞梅的燭光，後來也許有人說過什麼，他隔上兩三次，也會圍着鄧華玉坐一坐；我的孩子心性一直沒有長大，對女孩倒是有一種朦朧的親近渴望，但傳統教育要求我的卻是疏遠她們，大多數時候，我總是坐在光暈的最外圍，默默地思考着什麼，或者抓着一本課外書，利用微弱的光線一目十行地閱讀。
即使在有電的時候，教室里唯一的大燈泡卻老是和我們開玩笑，總是時亮時不亮。我們還沒有足夠的物理知識，接觸電燈也是來到花園中學之後才開始的，根本鬧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經驗是摸索出來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覆，我們找到了對付這個燈泡絕招——晃動，只要它突然熄了，大家的第一反應便是走近前去，站到桌子上（燈泡掛得太高），用手輕輕地搖晃一下，它準會亮起來。
最開始這麼做的時候，由於對「電」的害怕，我們都是膽戰心驚的，生怕被電倒；後來，大家都覺得這樣很麻煩，又想出了新的辦法，不用爬上桌子，只需用力吹一股風，十有八九也能讓它「起死回生」。
當然，無論是搖還是吹，都不需要女孩子動手動嘴，我和尹紅松也多是做看客，有羅永中這個天生的勞動力在，大家只要睜着眼睛等待就是了。
接着用來打發時光的，是「修圍城」。這個圍城，既不同於錢鍾書先生濃墨重彩所描摹的那一個，也不同於如今大街小巷甚至漫山遍野全民皆修的那一種，是我們圍着電燈泡用各自的桌椅搭成的。
由於教室里只有一個燈泡，而我們平時上課的座位又分布在各個不同的位置，到了晚自習，就必須把燈泡底下別人的桌椅移開，再把自己的桌椅移到附近的地方，自然形成一座「圍城」。
因為是住校，一任書本作業都放在課桌上，移動桌椅並不簡單，首先要把自己的東西整理好，或者挪到別人的桌子上扛着空課桌走，或者兩個人小心翼翼地抬着放有書本物品的課桌走。
到了燈泡底下，桌椅怎麼圍也會有一番不見硝煙的戰爭，和點蠟燭的時候不同，這當兒兩個女孩難得的保持一致，她們總是能提前把桌椅搬到最佳取光的位置，等我們想起要搬的時候，只能退而求其次。
沒幾天，這種形勢卻被無情的自然打破了，由於連着下了幾天雨，學校後面的山體有一部分塌方，將雨水通道堵住了，我們的教室恰好在臨後山的轉角位置，無處排泄的雨水居然慢慢浸了進來，教室里漫了一層渾黃的泥水。兩個女孩子一怕弄髒了鞋子褲子，二怕書本物品掉到泥水裡，不敢自己搬動桌椅，只能求助於我們；羅永中這一回出乎意料的沒有答應她們的軟語相求，眼看着我們幾個男孩可以占一回好位置了，尹紅松卻中途變節，先幫王瑞梅把桌子搬了過去。
還有一項亘古不變的活動，就是「講白話」，用後來風靡全國的時髦語言描述，也就是「聊天」。無論作業是否完成，無論光明是否來臨，也無論圍城是否建好，大家總能見縫插針，天南海北地講起來。沒有固定的話題，也沒有固定的講話對象，有時兩個人悄悄私語，有時三五人大聲討論，大山深處與丘陵起伏地段不同的風土人情，男生與女生不同的思維方式，慣於用腦者與長於體力者不同的處世方法，就這樣無顧忌地坦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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