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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接下来的 15 天里，钱学森被严密地关押在一个小单间里，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每天晚上，狱警每隔 15 分钟就打开一次电灯，看他是否还活着，还是已经自杀了。
这半个月里，他瘦了二十多斤。
半个月后，他终于得以出狱。他的保释金高达 15000 美元，是一个有钱的朋友慷慨解囊的。出狱后，朋友们都很有信心，相信他很快就会被宣告无罪。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950 年 10 月，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们认为钱学森在上一次入境美国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所以根据刚刚出台的《颠覆活动管制法》以及刚刚依据《国内安全法案》修订过的《1918 年移民法案》，钱学森要面临的不是扣押，而是——
驱逐出境！
两个月前，不让他走，两个月后，又要把他赶出去；移民局要他滚蛋，国务院却禁止像他那样技术背景有可能为敌对的国家所用、损害美国的外国人离开。钱学森夹在中间，感觉自己是个任人玩弄的玩具，无所适从。
但无论如何，钱学森都要为自己的尊严而战。之前我想走，你不让我干干脆脆地走，现在你却要用近乎羞辱的方式赶我走？好，那我就要留下来要个说法。
这样的抗争是无比艰难的。在之后五年里，他体验了最能让一个科学家感到丧失尊严的种种待遇。
他参加了针对自己的驱逐听证会，一遍遍地试图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当他被问到国共双方他支持哪一方的时候，他说，我在乎的是中国人民。
移民局的检察官还问他，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他会不会为美国而战。
钱学森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的辩护律师抗议说，换成他自己，可能要用 6 个月来考虑这个问题。检察官冷笑着说，我愿意为此等上 6 个月。
最后，钱学森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有问题的。」
检察官不依不饶地问他，是不是非得由他自己来决定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钱学森说是的，他要自己做出这个决定。
检察官又问，不能准许美国政府来替他决定这个问题吗？
他坚决地说：「不，当然不。」
显而易见，这样的表态是不能令对方满意的。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钱学森真的是一个共产党，移民局还是在 1951 年 4 月 26 日做出了裁定，他们认定钱学森是「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因此必须将他驱逐出境。
之后又是一轮又一轮的上诉，一轮又一轮的精神折磨。
1952 年 2 月 8 日，司法部裁决，将钱学森驱逐出境，但是暂缓执行。后来又改为假释，要求钱学森每个月都去司法部报到。
他的出行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很多在外地召开的科学会议都没法参加。
他还在给学生上课，还在写论文，还出版了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大受欢迎的教科书。但他再也不能接触任何需要保密的工作。
他无时无刻都处于监视之中。家门外常常停着一辆汽车，一停就是几小时。家里的电话一天响十几次，往往是一接起来，对方就立刻挂断。蒋英后来回忆说：「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
不管愿意不愿意，钱学森一家都渐渐远离了原来的生活圈，变成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边缘人。很多教授躲着他，怕惹祸上身。
学院能帮他的都帮了，但还是无济于事，有人建议学院「或许我们应当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这意味着，钱学森开始被他最看重的科学家圈子抛弃了。
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易怒，越来越没有耐心。
虽然他的人还在监狱之外，但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刑罚和折磨？
如果说，之前钱学森还对早日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日常生活抱有幻想，那么到 1954 年以后，经历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徒劳尝试，他的希望破灭了。
这种情绪，爆发在钱学森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在知道历史总是被随时改写之后，你还能相信历史吗？你认为在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诚实可言吗？你还指望在没有自我公关或不去聘请一个公关人员为你服务的情况下，在美国功成名就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些虚构的东西了！」
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严酷的事实：从前再也回不去了。
既然如此，那么他应该考虑的就是，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可是，他能怎么办呢？
谁也没想到，答案就摆在眼前。为了解闷而随手翻阅的一本杂志，给他带来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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