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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山外
墨書 Inktalez
我要走出生长了十多年的小山村了。
1988年，经历过第一次预考失败后的短暂彷徨和复读时不受节制的长期放养，我轻松地通过了5月的预考，满怀信心地完成了7月的考试，放心地在家里一边搞双抢一边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
命运和我开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我又一次品尝了失败的苦果：高考成绩没有达到正式录取分数线，勉强可以去读刚刚解冻的“自费生”。
得知我的高考分数后，爸爸四处奔走了好一阵子，先后寻求同学、亲友的帮助。听说小姑父有个舅爷爷是湖南医学院的教授，爸爸和他专程跑到长沙，几经努力，得到了校方的答复：可以录取为自费生，但必须按规定一次性交齐“学费”2万元。
虽然学医是我的梦想，湖南医学院也是父母都看好的一个好大学，但家里实在凑不出这笔钱，我们只能放弃。
父亲奔波了快半个月，在再度联系了几个学校之后，发现读自费最少都要多交8000到1万元的学费。父母商量之下，觉得与其倾尽全家的力量供我去上这个自费大学，倒不如让我再复读一年，等明年凭自己的能力考一个好点的大学。这一回，我再没有去年预考失败后的纠结与虚荣，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父母的决定。
决定继续复读后，父母并没有简单地让我自己去三中报名，虽然三中有不少领导和老师都欢迎我回去，但父母从侧面了解到我在三中复读的这一年里，由于是熟悉的环境，有着一大堆经常混在一起的“狐朋狗友”，仍然像以前一样“认真不刻苦”，影响了学习，因此想让我换一个地方复读。
换地方读书，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一中，六兄弟中的老五彭泽权，就是在一中复读一年后考上了上海海运学院，这个消息更加坚定了父母送我去一中的决心。
一直以来，一中都是洞口县的最高学府，代表众多学子的努力方向，但我和一中似乎总是无缘，每次想考一中，却总是不能如愿。小学毕业，我参加了一中组织的专门招生考试，失败；初中毕业，我以为自己上了一中的录取线，最终进的却是三中。
想到一中复课班那一百多号人的大教室，我犹豫着向父母提出了去一中本部的想法。爸爸还记得去年请四叔帮忙找一中领导却没有成功的事，觉得进一中本部比较困难，只是拗不过我的想法，便答应带我一起去县城找关系试试。
临近开学的一个清晨，爸爸带着我徒步十多里来到花园，坐上了去县城的客车。在车上，爸爸对我说：“这次我们不去找你四叔了，直接去一中，以你今年的高考成绩，看能不能让一中接收你复读。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去读一中的复课班吧，进那里应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想到父母为自己的学业一直在奔波和担心，想到自己这些年“身在福中不知福”地浪费了大把的时间和机会，我低下了头，嘴里嗫嚅着什么，默默地接受了爸爸的安排。
走进一中的校园，两眼一抹黑的父子俩试图寻找到校长室之类的标牌，却没有任何发现，只能跟随在一队学生的后面继续向学校的深处行进。
突然，一个身材略微发胖、手中拿着一本教材的中年男人走到爸爸面前，带着惊讶的语气问“龙世杨，你今天怎么到这里来了？”
“刘祖品，你什么时候调回洞口了？”爸爸认出了眼前的男人，惊喜地说。
原来，这位老师以前也在绥宁县工作，那时爸爸在初中任校长，他在高中教历史，教育局开会时见过面，又同是洞口人，因此算是有点小熟悉，但他们先后调回洞口后还没见过面，没想到今天碰上了。
爸爸和刘老师寒暄着，很快便聊到了今天我们来一中的目的，刘老师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高考成绩，爽快地说：“这个很简单，我今年刚好是毕业班的班主任，虽然教的是文科班，但介绍一个人去理科班还是没问题的，你们跟我来。”
跟着刘老师，我和爸爸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了校园里一栋三层家属楼下，进入一楼的一间房子，刘老师对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高大俊朗的男子说：“长林老师，这是我老同事的儿子，今年高考上了自费线没去读，让他插到你们班上吧。”
那男子爽朗地笑了笑，大声说：“祖品老师介绍的人，没问题；刚好我这里有一个熟人的孩子今年二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他学的是文科，正想去找你呢。”
两个老师又说了几句话，刘老师因为要上课告辞而去，俊朗的男老师看着我，示意房子里另一个皮肤白净、头发亮得发光的男孩走过来，说：“你们两个马上就是我们45班的人了，好好复习，争取明年考个好大学！”说完，他要我们两人先去教室找好座位，然后去学校总务室办理相关手续。
我和那个同学慢慢走向河边那栋教学楼，路上，互相介绍之后，我认识了在一中的第一个同学，来自石江的佘松松。名字里有着同一个“松”的我们，在这一天，赶上了洞口县最高学府一中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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