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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医学结了缘。
儿童时代靠山吃山，爷爷奶奶和父母便教会了我一些简单的药草知识：有些可以摘取下来卖到供销社去换点零用钱，如后山偶尔会出现的麦冬、淡竹叶、葛根之类；有些可以治皮肤擦伤、小刀割伤之类的小损伤，如比较难找的三七和遍地都是的大蓟（我们叫它毛芥菜）；还有些则是专治蛇咬伤的，由于山区蛇虫比较多，父母几乎都会教孩子几种可以用来急救的蛇药，我得天独厚，爸爸在更深远的山区绥宁工作，结识了一些草药郎中，教了我一些其他孩子接触不到的东西，像白花蛇舌草、七叶一枝花就是。
快小学毕业的时候，妈妈担任了大队的赤脚医生，我接触和了解的医学知识更多了：每年秋天她会带上我去五六里外的大山深处收集一些常用的草药，那里紧邻水库，有充分的雨水供养，又没有太多的人群和野兽活动，因此适合很多草药生长。我们采集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野菊花，大的如拳头，小的如指头，红的鲜艳，白的洁净，粉的羞怯，紫的高傲。
我在山上跑来跑去，看到这里一团那里一丛，一边打闹一边采集，早忘了太阳的暴晒和肚子里空空如野的饥饿，等到妈妈喊收工，走路回家的时候，才觉得饥寒交迫、疲累不堪。可妈妈还得将采集的草药分类整理，摊平放在一个个竹筛子里面准备第二天晾晒。每次都要等天黑了才能回家，吃上两碗米饭，很快我就会爬上床呼呼大睡。
初中时代，我接触医学的机会又多了一项：远近闻名的“眼医”刘大卫将新房修在了我家侧后，经常有十里八乡的农民前来找他看眼睛，很快便让我认识了好几种常用的医治眼病的“良药”，如用来外敷的黄鳝牵牵（长条状，生长在田边）、星子猪草（呈六角状圆形，不择生长环境，路边很多，踩都踩不死踩不灭），用来熏眼睛的野兔子粪便，可惜刘医师把这些知识当作自己的“传家宝”，不肯告诉我它们的学名，也从没有让我看到他一个完整的草药方子。
其实，我的医学知识，根本来源并不是跟随妈妈和刘大卫的耳濡目染，而是阅读那些在别人眼里看来是“杂书”的医学书籍：妈妈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的教材同时也是我医学知识的启蒙，至今仍躺在老家书架上的那本一千多个页码的《赤脚医生手册》，我居然用一年多的时间从头至尾都看了一遍，当时是记得很多东西的，虽然现在记得的已不多，但其中总有一些深植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琅琅上口的《汤头歌诀》，我几乎是把它当作古诗来读的，有时妈妈记不准了，也会问问我“益气聪明汤蔓荆，升葛参芪黄柏并”的下一句是什么，我立马能背出“再加芍药炙甘草，耳聋目障服之清”来。
刘大卫家中的医书比妈妈的还要多，他自己说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全是线装竖排不加标点的那种，我曾趁他外出的时候找他的小儿子刘兴圆偷偷拿出来看过几本。也许真是传了好几代的东西，没有一本完整的，因此没能记下任何一本的书名，而且因为是古文，不仅没有标点，而且全是繁体，再加上医学名词我认得的并不多，能够理解的更少，真正能读懂、记住的实在微乎其微。
书籍和“偷师”之外，我深有感触的是：“久病成良医”确是民间医学积淀和传承的路子。我幼年时曾患慢性中耳炎，受条件所限，只能找赤脚医生邓集松打几针青霉素了事，因此时好时坏，一直没有断根。了解一些医学知识后，我便想找出一个根治的办法来，这个方子很难找，没有大医院、大资本做背景，名贵的药没钱用，生僻的药找不到，不认识的药更不用尝试，只能就地取材，我在浩瀚的书海中极力搜寻，生冷不忌，古今通览，最后不知在哪本书中找到了一味可以用的草药——松针叶。
没有配伍，也没有请教任何医生，我悄悄地在一个清晨走上山顶，选了一棵高大笔直的松树爬上去，在树巅摘取了几丛沾有露水的松针叶，拿回家里清洗了一下，再找到一个煎熬中药的瓦罐，把松针叶放进去，偷偷地用小火熬了大半天。倒出药汁来喝了一口，那个苦呀，是我有生以来碰到的极致，可为了根治中耳炎，我还是皱着眉头把小半碗药汁全喝了下去。
遗憾的是，这药并没有什么效果，加上实在是太苦，我试了一次就再没有坚持下去，这病对我的人生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只是在1989年参加军校体检的时候，我才知道幼年的病已经积累成“左耳鼓膜穿孔、右耳鼓膜肿胀”的结果，军校没读成，听力有没有降低，却因为没有对比不知道结果如何。
真正让我迫切地想要学医的事情出现在1986年的冬天：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妈妈居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劳作，而是躺在床上一幅痛苦的样子，弟弟妹妹站在床边，眼角还挂着泪痕。看着妈妈强做微笑的模样，我的眼泪一个劲地在眶眶里打转，强忍着没有流下来，哽咽着问：“姆妈，您这是怎么了？”
“没有什么，就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休息一下就会好的。猪我已经喂好了，等会你们仨自己做晚饭吃，吃饭后做完作业早点睡觉。”
听到妈妈的话，我们兄妹离开床边去弄饭吃，然后像往常一样做作业、洗脚、睡觉。睡在床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隔壁房间里，妈妈强忍着的呻吟，辗转反侧的响声，不时传进我的耳中，年幼的弟妹已经睡熟了，我却不能无视这一切，又不敢起床去问妈妈，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妈妈到底是怎么了？要怎样才能解除她的痛苦？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爸爸和妈妈才告诉我们：妈妈患的是坐骨神经病，主要症状就是疼痛难忍，找了很多的医生看过，也用了不少的药，却一直不见好转，想去长沙等地的大医院看一看，听说没有熟人根本进不了门，等待的日子还要住宾馆吃饭店，花费实在太大，只能忍痛放弃……
爸爸的话，在我年轻的心灵里栽了一根刺：省城是那样的遥远，医学是那样的神秘，妈妈是这样的痛苦，却找不到任何的办法？！
苦挨是爸爸妈妈的选择，或者说是一向好强的妈妈一个人的选择，我不能反驳，但在心里还是默默地寻找别的路子：我从任何能够找到的医学书籍中去查找，或捉摸症状找方子，或通过新闻找办法，或解读古文找感觉，得出的结果不是被自己放弃，就是被父母否决；我想说服妈妈，和爸爸一起送她去长沙诊治，她却总是说“我们在那没人靠，我们现在也没钱”。
最后，我下定了决心：学医！我现在正读高三，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湖南医学院便是我的首选，虽然不能马上解除妈妈的痛苦，但我相信医学院里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哪怕老师解决不了，我也可以到图书馆里去找啊。
似乎像民国初期那些“弃医从文”的名人一样，我立下学医的宏愿，命运却让医学最终和我无缘：1987年高考，我连预考都没有通过。1988年高考，我好歹通过了预考，却没有上正式分数线，倒是超出了自费分数线一点点，爸爸甚至去了一趟长沙，托熟人找到湖南医学院咨询情况，带回来的结论是：只要多交2万元钱，就可以作为自费生入读。
我离学医是如此的近啊，可现实却是百倍的残酷，对于一年高中只要几十元学费的我，对于每月工资只有七八十元的爸爸，对于还有弟妹正在读书、妈妈辗转病榻的家庭，2万元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我终于离学医的路越来越远。
如今，还留存的，只有当时学医的那一片初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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