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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忙碌而又充实的暑假很快过去，升入高三的我，马上被重重叠叠的复习提纲和模拟试卷所包围，两三周才能回一次家里透透气。
秋天的脚步按照它的节奏固执地前行，又到了收割晚稻的季节，高三的学生却不再有假期回家帮忙，好在爸爸已经调回西中学区，离家不远，弟妹们都不是毕业班，不约而同地放了几天假，等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回家时，五亩多水田的稻子都已收割好，在田野里传播的，是另外一个消息：经过多方争取，我们村子里要通电了！
从睁开眼睛的第一天起，我就沐浴在煤油灯的光辉里，特别是上学后晚上写作业，一直都是就着浑黄的“灯豆”借光。妈妈担任赤脚医生晚上要出诊，家里条件好的会带上一个电筒来接她，更多的时候，只能提着马灯，甚至点着草火走夜路，而且很多家属不会送她回程，我曾经用手拉开衣服，努力地遮挡肆虐的寒风，脚下高低不平地去接妈妈。读初二时在学校看到电灯后，我就梦想着有一天家里也能通电，现在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的高兴。
村子里的小孩，和我一般大小的，不论是在读书还是专门务农，都为即将通电而高兴。大人们却发起愁来了，虽然国家有政策支持农村用电，上屋场的三伯在县电力公司担任经理一职，为全村争取到了这个指标；但现在已经分田到户，大队和生产队都没有了经济来源，想通电，竖电杆、拉电线、买变压器都需要钱，大家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打工的热潮还没有涌起来，家里余钱都不多，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怎么办？这么好的机会，这么久的期盼，总不能放弃吧。还是几个头脑活泛的村民想出了办法：我们还是靠山吃山，把山上的树砍一些卖掉，再用这个钱来买电杆、电线和变压器！
办法是想出来了，可麻烦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分田到户之后不久，集体把大部分山地也分给了大家，这个树该怎么砍得有个说道。县里乡里对砍伐指标也抓得很紧，随便动斧动刀可是要坐牢的。
我没有去打听其它小组是怎么对付这个麻烦的，只记得我们竹山湾的作法是：集体去乡里批了一些砍伐指标，然后拿着这些指标去砍那些因没有成片而不曾“分配”给村民的树木。为了表示公正，或者是为了迎合某些出得起钱的家庭，对这些树木的砍伐，又像以前生产队分口粮分柴火那样，根据家里人口数进行分解，谁家分到的由谁家自己去砍，砍伐以后是卖是留由自己决定，只要按规定时间和规定金额交齐通电费用就行。
组里的干部和村民代表们经过几轮的讨论与商量，把每家应该出的通电费用、可以分配的树木价值金额算了出来，然后选择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每家派一名代表去号树、分树。不知是爸爸另外有事不在家还是妈妈想锻炼我，或者是我一直以来拈阉时的好手气左右了妈妈的选择，恰好回家的我成了当然的代表，和大家一起出发。
二三十人的队伍首先来到院子老屋场后面的“水口山”，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小山包已经和其它的山丘完全隔离开来，几乎不能称之为山了，在我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几棵大树也早已被砍掉，但还是有十多棵可以“变现”的松树。
来到松树集中的地方，事先没有参加商量的我也渐渐看出了门道：干部首先找出可以分配的树木，让人在齐胸的位置用砍刀刮去一层树皮，另一个人用毛笔沾上墨汁写上编号“1、2、3、4”，组里的会计同时记下树的位置、种类、大小，组长再为这棵树估一个价格，大家没有异议再把价格填上去。
由于这个价格将是下一步分树的依据，大家对此都十分谨慎，好在组里向上级批指标时早有准备，一棵胸径三十多公分、树高十多米的松树，组长报出的估价也就是一两元钱，还不到实际价格的三分之一，而且现在谁也不知道哪一棵树会被自己家里分到，所以大多数的时候，价格一报出来就会被大家一致认可。
队伍缓缓地行进着，一棵又一棵树木被我们宣判了“死缓”。由于成片的山林多已分配到户，可供挑选的树木基本上长在院子前后，慢慢便有了吵闹声传出：“这棵树是我们家自己种的，不能分！”
确实，不仅是大人，农村的小孩都有在房前屋后种树的习惯，我们小时候不懂事，最爱种的是桃树、梨树等生长迅速又可以提供果实的树种。大人却眼光长远，他们种的多是杉树和松树，有不少家庭想种出一棵可以做房梁的大树，再不济，也能等树长大了锯出几“团”悬皮、楼板用来建房子。
这样一来，要想真正分清谁家房屋前后左右的树木是不是“公家”的很麻烦。二十多个代表叽叽喳喳吵了一通，最后决定：以房屋滴水檐为限，一丈范围内的都算自家的，之外的大树，这一次全部号上分掉，免得以后再争。
很快，队伍来到了“公家树木”比较集中的牛栏屋场，由于分田到户，耕牛全部分到了各家，竹山湾和石宝冲两个生产队共用的牛栏屋已经废弃，前后还有几十棵树杆高大的松树和杉树，正好在这一次全部分掉。
号树已近尾声，或许是想到不久以后就可以用上电了，大家干起来更是热火朝天，速度越来越快。突然之间，上屋场的两个堂兄弟德礼和拥军冲到了一起，互相用手抓住对方的膀子，脚下也在不停地使绊子。虽然是兄弟，他们两个的年龄差距却有十五六岁，拥军和我同年，因父亲是司机，家庭条件好，长得比同龄人高大威猛了许多，如今正似蓬勃成长的乳虎；德礼年轻时当过兵，据说还是“侦察兵”，回到村里一直担任民兵营长，当时正是三十多岁的年龄。仔细想来，这几乎算是院子里两代男人之间的角力，无论事情的起因是有意还是无心，大家都在一边喊起加油来。没想到的是，加油声才响了两波，他们俩却在未分胜负的情况下一起松了手，好像仅仅是为院子里通电唱了一回“武戏”。
号好树，拈罢阉，我又回到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只从父母的口中听说了村里通电的后续工作：我们家这时候虽然说不上富足，但爸爸的工资却涨到了每月一百多元，上交通电的钱并没有多少压力，分到的树都锯成了板子备用；村里为用水泥电杆还是木电杆很是争论了几回，最后还是三伯发话说水泥电杆经得久定了盘；竖电杆的时候，村里的大人小孩追着走了一圈又一圈，小孩是看热闹，大人是怕影响自家的风水，或者想让某根电杆离自家房屋近一些……
1986年的大年夜，我家终于在电灯光的照耀下吃上了有生以来第一餐光明的年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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