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承担的农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在读初三的那个秋天,收割完晚稻之后的一个早晨,天刚麻麻亮,父母就吃了早饭,叫上我一起去油麻田粮站送粮谷。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项劳动,力气又小,虽然挑的是和父母一样大小的箩筐,但我的箩筐里只装了一小半的谷子,连谷子带箩筐,也就是六七十斤的样子。父母将晒好的稻谷再一次用风车吹尽秕谷和杂物之后,还特地让我在晒谷坪里试挑了一下,觉得差不多了大家才出发。
从家里到粮站,有五六里路程,因为乡下的田塍路并不好走,一旦摔了就会损失整担稻谷,父母选择的是穿过长塘冲后直接插向吊崽石,然后沿马路前行。
挑上担子,父母赶路的速度似乎比平常空手时还要快一些,我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由于步子小,他们走三步我几乎要走四步才跟得上,不一会就觉得脚有点发软,但想到自己才挑这么一点,丝毫不敢做声,只能咬紧牙关跟着走。
奇怪的是,这样走了又一段,脚下的感觉却慢慢好了起来,虽然仍感觉到累,但好歹还能坚持,甚至偶尔还能超过父母一两个身子。
脚下的感觉好起来,肩上的感觉却越来越糟,由于以前从来没有挑过太重的担子,更不用说长途挑担,我一直只能用一只稚嫩的右肩挑着在自己看来有点沉重的六七十斤谷子,晃晃悠悠地跟着父母的步子走,除了不能换肩之外,连松一松肩膀的想法都没有,硬硬的扁担死死地压在肩膀上一动也不动。开始并不觉得怎样,挑了十来分钟,就感觉到肩膀有点麻麻的,紧接着,疼痛的感觉也滋生出来了,裂着嘴坚持了一会,却实在有点抵挡不住了。
眼看吊崽石的马路就在前面十来米的地方了,我终于叫出声来:“爸爸妈妈,我挑不动了,要不歇一会吧。”
父母倒也开明,让我拐上马路后再走二三十米,在石拱桥前面的树荫下找个地方歇肩歇脚。不过,他们只是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儿歇息,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停顿,继续挑着一百几十斤的担子向前走。
放下肩头的担子,把扁担搁在箩筐上当成凳子,一屁股坐上去,在肩膀和小腿或疼痛或麻木的我看来,真是舒坦。但我知道,不能歇息得太久,到粮站的路,这才走了五分之一呢,再说父母已经走到前面去了,院子里其他送粮谷的也陆续从我的身边走过。
一直呆在这儿,舒坦是舒坦,凉快也凉快,可这个担子还得送到粮站去啊。何况我们家要上交的粮谷全部算下来,有一千多斤,单靠父母挑,至少要送五次才能完成,如果加上我,也许有四次就够了。
歇了三四分钟的样子,自我鼓励着,我又站起了身子,把箩索套上扁担,把仍然有点疼痛的肩膀伸到扁担底下,挑上担子走起来。
让我郁闷的是,自从歇息了一次之后,即使我是那样的想坚持,但每次挑着担子走不了多远,身体就会强烈地抗议。我只能在路边找一个地方歇一会再走,而且走路的距离越来越短,歇息的频率越来越高,要不是怕父母着急,我真想停下来再也不走了。
就这样走走停停,好不容易看到了李家渡的那座水泥桥,估计整个路程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正在我准备过桥后找个地方再歇息一会的时候,桥中央出现了爸爸的身影,他走过桥,轻松地接过我肩头的担子,对我说:“你就跟着走吧。”
原来,爸爸和妈妈把担子挑过桥后,见我一直没有跟上,便决定妈妈先挑着担子赶去粮站排队,爸爸则将担子放在路边一个熟人房子的屋檐下,折回来接我。走过爸爸停放箩筐的地方,我做好了接过自己担子的准备,爸爸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只是对我说:“我先把你这一担挑到粮站排好队,再回来挑那一担。”
跟在爸爸的身后走进粮站,满坪都是送粮谷的农民,我们虽然赶了个大早,但因为离粮站的路程比较远,即使妈妈一路没有丝毫停歇,也只能排在长长队伍靠后的位置。
前面是一个个坐在箩筐和扁担上等待的乡亲,偶尔会有一个挑着担子嘟嘟嚷嚷地往后面坪里走,听说是送的粮谷没有达到等级,要再挑回去返工。好一点的只是秕谷和杂物太多,可以在粮站过一遍风车后继续排队等候,最糟的是水分太高,必须挑回家再晒一两个太阳。
前面长长的队伍,三五分钟才能艰难地挪动一两步,趁前面挪动的机会,我把担子挤到了妈妈担子的后面,便好奇地沿着队伍往前走,想去看个究竟。
收粮过秤的地方在二楼,我走过坪里大约三十担箩筐,看到那十多级上楼的水泥台阶上,也密密地排着六七担稻谷,由于台阶和箩筐比起来窄了许多,一级台阶只能放一只箩筐,还需要排队的人用手扶着筐沿以免倾倒,即使我是空手,想轻松地走过去也几乎是一种奢望,只能手脚并用,连走带爬挤过去。
终于走进仓房的大门,我这才发现房子高大而又宽敞,二楼只是沿着边线建了一圈木制的楼板与栏杆,在两边的中间位置各有一个称重的地方。从两头排队陆续挪动到称重台的农民,一个个将箩筐提到台上,称重后立即将箩筐倾斜,谷子自然地倒进一楼的水泥大坪里。我默默地数了一下,已经进入仓房的队伍,两边各有三四十担箩筐,加上台阶上和外面坪里的,每一排队伍都有上百担谷子,我家的谷子排在八十位左右,按速度估算,不到中午恐怕还轮不到我们。
等我从仓库里面爬出来,爸爸也已经把担子挑进了粮站,和我们前面的两担谷子排到了一起。一个粮站的工作人员拿着一个仪器从台阶上一路往下,一边将仪器插进谷子检测,一边用手捧起一些谷子进行观察,然后将一张三寸见方的小纸片写上等级交给谷子的主人。
这项工作,比称重快了许多,除了几个因没上等级需要返工的人争吵耽误了一点时间之外,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我们身边。即使父母在家里对谷子进行了精挑细选和特别加工,我们得到的纸片上也只是写着“中等下”三个字。而前面那担明显比我们差很多的谷子,只是因为主人叫着对方的小名又塞了一包烟,得到的却是“中等上”。妈妈默默地接下了纸片没有争辩,早听说院子里前天有人就因为争执等级而被大权在握的粮站工作人员将已写好的“中等”立即降成了“下等”,一担谷子的价钱要差上一两块钱,在我一学期的生活费都只要十来块钱的当时,妈妈可不想重蹈别人的覆辙。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又无聊,直到午后三点多,我们这一趟352斤粮谷才算送进了粮站,换来了一张“入库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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