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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住校了，每个星期有六天要呆在学校，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后，大多数的同学都回家了，我却不能回去，趁着天还亮着，花园中学附近的地方也宽敞，还能四处走走玩玩。可一旦夜幕降临，就没有别的去处了，爸爸那间校长室只有不到10个平方，他还要办公，容不得我时刻逗留，仿佛只有教室，才是我最该呆的地方。好在48班住校的同学不少，大家都钻进教室，虽然没有任何老师管理，也慢慢形成了一个晚自习的小团体。
大家白天的时间几乎都呆在教室里，有老师管着，那是无可奈何；到了晚上，还要呆在教室里，时间可就随我们自由支配了。我们的老师都不是那种“填鸭子”的高手，布置的家庭作业也不太多，像我这样学业还算过得去的学生，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尹红松和罗永中两个，很多时候都会把我做好的作业拿过去“参考”，耗费的时间也不是太多；邓华玉和王瑞梅是女孩，做起作业来细致到精雕细刻的地步，但也总能在一个小时完成。这样，晚自习那两三个小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做别的事情。
最先耗费我们时间和精力的，是“创造光明”。也许是电力资源还不太丰富，也许是照明设备还不太完善，我们教室又不是学校重点供应的对象，因此停电的情况总是隔三差五地发生，这时就需要点蜡烛。但学校还没有想到给我们配发蜡烛，大家只能去校外的小店里购买，可能是女孩子更害怕黑暗，也可能是她们更需要在烛光下完成一天的作业，因此，买蜡烛的活几乎全被她们包了。
有了蜡烛，点上一根，却只能照亮很小的一个空间，最多够三个人写作业之用；两个女孩好像谁也不愿意占谁的便宜，两个小小的亮点总是如期在教室里出现。尹红松有点皮，一会儿去邓华玉那借光，一会儿去王瑞梅那搭座，如其说是做作业，不如说是在玩儿；罗永中比较老实，总是从一而终，开始时，他总是借王瑞梅的烛光，后来也许有人说过什么，他隔上两三次，也会围着邓华玉坐一坐；我的孩子心性一直没有长大，对女孩倒是有一种朦胧的亲近渴望，但传统教育要求我的却是疏远她们，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坐在光晕的最外围，默默地思考着什么，或者抓着一本课外书，利用微弱的光线一目十行地阅读。
即使在有电的时候，教室里唯一的大灯泡却老是和我们开玩笑，总是时亮时不亮。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物理知识，接触电灯也是来到花园中学之后才开始的，根本闹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经验是摸索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我们找到了对付这个灯泡绝招——晃动，只要它突然熄了，大家的第一反应便是走近前去，站到桌子上（灯泡挂得太高），用手轻轻地摇晃一下，它准会亮起来。
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由于对“电”的害怕，我们都是胆战心惊的，生怕被电倒；后来，大家都觉得这样很麻烦，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不用爬上桌子，只需用力吹一股风，十有八九也能让它“起死回生”。
当然，无论是摇还是吹，都不需要女孩子动手动嘴，我和尹红松也多是做看客，有罗永中这个天生的劳动力在，大家只要睁着眼睛等待就是了。
接着用来打发时光的，是“修围城”。这个围城，既不同于钱钟书先生浓墨重彩所描摹的那一个，也不同于如今大街小巷甚至漫山遍野全民皆修的那一种，是我们围着电灯泡用各自的桌椅搭成的。
由于教室里只有一个灯泡，而我们平时上课的座位又分布在各个不同的位置，到了晚自习，就必须把灯泡底下别人的桌椅移开，再把自己的桌椅移到附近的地方，自然形成一座“围城”。
因为是住校，一任书本作业都放在课桌上，移动桌椅并不简单，首先要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或者挪到别人的桌子上扛着空课桌走，或者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放有书本物品的课桌走。
到了灯泡底下，桌椅怎么围也会有一番不见硝烟的战争，和点蜡烛的时候不同，这当儿两个女孩难得的保持一致，她们总是能提前把桌椅搬到最佳取光的位置，等我们想起要搬的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
没几天，这种形势却被无情的自然打破了，由于连着下了几天雨，学校后面的山体有一部分塌方，将雨水通道堵住了，我们的教室恰好在临后山的转角位置，无处排泄的雨水居然慢慢浸了进来，教室里漫了一层浑黄的泥水。两个女孩子一怕弄脏了鞋子裤子，二怕书本物品掉到泥水里，不敢自己搬动桌椅，只能求助于我们；罗永中这一回出乎意料的没有答应她们的软语相求，眼看着我们几个男孩可以占一回好位置了，尹红松却中途变节，先帮王瑞梅把桌子搬了过去。
还有一项亘古不变的活动，就是“讲白话”，用后来风靡全国的时髦语言描述，也就是“聊天”。无论作业是否完成，无论光明是否来临，也无论围城是否建好，大家总能见缝插针，天南海北地讲起来。没有固定的话题，也没有固定的讲话对象，有时两个人悄悄私语，有时三五人大声讨论，大山深处与丘陵起伏地段不同的风土人情，男生与女生不同的思维方式，惯于用脑者与长于体力者不同的处世方法，就这样无顾忌地坦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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