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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書 Inktalez
神奇的“分田到户”，让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能够放开肚皮吃饱饭之外，我最大的感受是：父母开始在大年夜给我们发压岁钱了。
在生产队大集体的时代，虽然爸爸是“吃国家粮”的，每月能够拿二三十元钱的工资，但我们家在生产队属于“四属户”，用那些劳动力多的农民的话说，是吃“照顾粮”的。除了母亲外，我们兄弟三个的口粮，都必须父亲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很大一部分交给生产队做“投资”，才能分给我们。而分门立户之后，父母首先要勒紧裤带修房子，手头一直十分拮据，根本不可能给我们压岁钱。
这些年，大年夜，我们三个孩子，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炖在锅里的那几个并没有多少肉的骨头，期待补一补肚子里的油水。唯有一次，爸爸不知在什么时候留了几个桔子，到过年的时候变戏法似的发给我们每人两个，让我们回味了好些年。
“分田到户”后的第一个除夕，在吃了米花团皮，喝了骨头汤之后，爸爸就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每人给了几张崭新的人民币，有四五张的样子，一共是两角五分钱。
妈妈告诉我们：这就是传统的压岁钱，现在日子好过一些了，让你们也高兴一下。这钱随你们自己花，不过不能乱花，而且要保管好别丢了。
这些压岁钱一到手，高兴一阵子后，我们首先想的便是把这些钱藏好，这可是我们平生得到的第一笔压岁钱哦。
我是老大，又读初中了，最先找到了藏钱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书包，从里面找到唯一一本有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把钱放到扉页与封皮间那个天然的夹包里，想来应该是最安全的。
弟弟有点皮，他不喜欢纸币，最喜欢玩那些一分两分的钢蹦儿，便提出和妈妈换钱，把压岁钱全部换成硬币后，钻到睡房里，把我和妹妹赶到堂屋里，一个人在里面鼓捣了好一阵，我猜他大概是把钱藏到哪个墙洞里了。
妹妹的办法最简单，她在屋子里找到一个妈妈当赤脚医生时用过的玻璃瓶，用碎布仔细地擦拭了里里外外，便把钱放了进去，这个宝贝瓶子，她从此天天带着。
有了钱，虽然妈妈说是随我们自己花，可我们谁也舍不得花，过惯了没有钱的日子，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花这些钱。
要是以前，我还可能想用这些钱去租那些一分钱两本三本的连环画看，可这时我已经不太看“小人书”而转攻“大部头”了，而且去一次高沙这样有连环画租看的地方，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费很多的时间；钢笔纸张等文具，父母也已经有足够的钱给我买了，不必自己想办法攒钱。
弟弟和妹妹还在读小学，嘴有一点馋，只要有钱，他们保准会买一根甘蔗或者一个饼子过过瘾。我们家去桂花小学路过的洪坝泵房边，我的同学泉文家专门种甘蔗，对上门求买的小学生似乎有点优惠，每根只要一两分钱。可这时正放寒假，既不是出甘蔗的季节，他们也没办法出门，压岁钱都妥妥地放在那儿一动不动。
后来一想，我们也不是没有花钱的想法，只是当时的农村，除了一个代销店，想买什么，都必须走出去才行。离我们最近的有东西卖的地方，便是公社所在地的李家渡，有四五里路呢，如果不是走亲戚或者办事情，很难得去一趟。更远的镇子像高沙、又兰，可是足足有二十多里路程，更不敢想了。
不过，小孩是藏不住钱的，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花钱的门路。
农村都是泥路土路，一下雨就特别不好走，要是在夏天，我们情愿赤脚行动，免去很多麻烦；可这时正是春节，温度总在零度左右徘徊，而且又值雨水多的时候，三天两头下雨，无论走到哪，都是泥泞难行。
好在这时家里条件好了一些，父母为我们每个人都置办了一双深筒雨靴，出门就可以穿上，只是它容易粘泥巴，每次到外面，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找一根棍子，把粘在鞋面、鞋底的泥巴全部刮掉，这项工作，很快便成了我们使用压岁钱的“市场”。
第一个付钱的是妹妹，她年龄小，每回刮泥巴都很费劲，而且老是刮不干净；第一个付出劳动的是弟弟，他从小就比我更宠妹妹，而且不像我在父母老师眼里有个“好孩子”的样子，更早接触社会上一些“非传统”的东西，经常做些以物易物或者花钱买东西的事。
在他们操作这种原始的“雇佣劳动”几次之后，我才加入其中：在家里，我一直是一个只愿“干大事”不愿“做家务”的主，对刮雨靴这个差使，也是能躲过就躲过，因此付出“工钱”的时候居多。
但我又是一个更愿意“赚钱”而不愿意“花钱”的人，于是，我也会隔三差五地做一回“短工”。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直到几十年之后，仍然根深蒂固，不曾有根本的改变。
父母也许没想到，他们给孩子的第一次压岁钱，无意识地拉开了我们进入社会这个“劳动力与市场体系”的一角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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